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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彬:修复“刺丁案”中一段被抹掉的的真相                                                 迟到的正义:为抗日英烈正名归位
                                           施建伟

内容提要:在《色戒》引发的还原热中，打捞出一段被抹杀的记忆:七十二年前，刺丁事件指挥者陈彬将军走出历史的尘封，一个个谜团逐次解密……
                                       一、忠魂不灭:寻回被遗忘的名字

借力于《色戒》掀起的“还原”热，陈彬终于跨出了历史的盲区。但对公众来说，陈彬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

     必须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不停地变换不同的面具，在极隐蔽的生存环境里活动，这是潜伏者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所决定。所以，一方面他们在第一线冲锋陷阵、壮烈牺牲;另一方面，作为无名英雄、幕后英雄，在庆祝胜利的日子里，他们又无奈地成为被遗忘、或被抹掉的记忆。七十二年前，上海媒体在对刺丁案的报道中，只出现丁默村、郑苹如等活跃于前台的人物，从未提到过陈彬，那么锄奸行动的指挥者和实施者是谁呢?一片空白。但空白对有些人来说正好是机会，于是什么军统陈恭澍等等就进入填补空白的角色。

    45年抗战胜利，国府在沦陷区的潜伏战士纷纷抛头露面、领功讨赏、弹冠相庆，但刺丁锄奸组的指挥者始终没有发声。

        1946年--1947年间，在审判丁默村的法庭上，公众才第一次听说1939年12月21日刺丁案的指挥者不是别人，而是中统上海站长陈彬将军。不幸，陈彬已在1945年4月25日被日寇在澳门杀害。知情者，莫不痛惜他没有等到胜利的这一天，却已为国捐躯(注1)。但不知是由于口误还是现场书记员的笔误，在审判记录中，陈彬的名字时而被误记为“刘彬”，时而又被误记为“郑彬”(注2)，然而在九泉之下的先烈已无法亲自出面请法庭纠正笔误。

       1964年，台湾中央调查统计局局史档案的《郑烈士苹如》一文中，明确记载:锄奸组“指挥人陈彬同志领导行动小组同志连发数枪……”(注3)。上世纪90年代，陈彬在隐蔽战线上的战友，温启民先生的《记抗日烈士陈彬》(注4)一文，不但把陈彬还原于刺丁案的现场实景之内，而且还简介了这位英年早逝的先烈的行状。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来自海外的资讯，当年都无法进入大陆集体记忆的公共空间。

        1997年前后，在大陆的内部资料上，第一次出现了陈彬的名字，那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名义编印的《梅县文史资料29辑.梅县将帅录(第一卷)》第134页上，刊出陈彬的简介中，提到陈彬“曾组织暗杀汪伪社会部长兼特工部长丁默村的行动”，这是陈彬在大陆的首次破冰，但由于所刊文本属于地方性的内刊，没有进入到主流的传播渠道，故传播的场域极为有限。

      因此，“军统”“陈恭澍”“刘彬”“郑彬”之类的传说，依然以讹传讹堂而皇之地垄断着话语权。
整整七十年过去了，直到2009年四月，作为此次还原热的成果《一个女间谍》(注5)出版。书中所录的“中央调查统计局档案”终于打捞出沉没了七十年之久的幕后英雄，该书还把1946-1947年法庭对丁逆的审判记录中，“明显的讹脱”的重大笔误纠正过来。不过，那些有声有色地冒名顶替了七十年之久的说谎者，也并没有在一个早上销声匿迹。甚至在2011年出版的主流文化的文本中，仍可以发现子虚乌有的“郑彬”“刘彬”之类的名字(注6)。但既然已经雨过天晴，那么阳光灿烂的时刻迟早都会降临。
        鉴于陈彬生前所从事的隐蔽工作的特殊性。有关陈彬指挥刺丁行动的细节，先烈个人的事迹，尚有不少空白和谜团。也许，只有当两岸体制内秘档彻底解密之日，方是先烈在民族记忆里正名归位之时。
另外，必须辩正的是:在汉奸文人金雄白之流的文本中(注7)，也有过若干同名同姓的陈彬(其中之一是新闻界的“民主斗士”，与金雄白来往密切)，还有“陈彬和”等等。但此陈非彼陈，切莫鱼目混珠。我们讲述的是中统上海站长的陈彬将军。

                                 二、临危受命:中统从香港调来的新站长
       陈彬(1912--1945)，广东梅县松源镇案背村人。1934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物理系。“原有志于发展科技，惟其时日本军阀已侵占东三省，继又在上海制造128事变，全国同胞救亡图存，风起云涌，陈氏激于爱国热情，即于广州参加救国运动。毕业后赴南京中央党部服务。”(注8)“1936年奉派到香港任少将组长负责侦查日本特务汉奸浪人的活动情况……1939年冬，陈彬奉命由香港调回上海(沦陷区)，任中将级站长。”(注9)陈彬的前任是中统苏沪区区长徐兆麟。1939年9月在李士群夫妇的拉拢下，徐兆麟的助手，副区长苏成德叛变，供出中统苏沪区的全部组织，苏又主动再去策反另一副区长胡均鹤。结果，除区长徐兆麟、情报组外勤嵇希宗和会计蔡均千侥幸脱险外，中统在苏沪一带的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仅在上海附近，就有四十余人被捕。

在组织解体的危境中履职的陈彬，可以说是临危受命，“陈氏到沪后即深入敌伪组织，搜集情报资料，供中央有关机关之参考运用。并积极发动民众锄奸，以吓阻汉奸活动”(注10)

    上海是中统敌后地下战线的重中之重。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从开埠以来就一直是国内外秘密战线上的重镇。而1937年813事变后，日军已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而租界就成了被沦陷区所包围的一个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实际上是由沦陷区和孤岛两部分组成。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云集了秘密战线上的各路英雄。1939年的上海滩，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冒险家的乐园，可谓谍影重重、高手如云。此时此刻，中统把在香港任少将组长的陈彬调到秘密战线上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上海，并任中将级站长，可见上级对陈彬寄予厚望。而对陈彬来说，要挑起上海地下站的这副重担，实在并不轻松，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遭受了日伪特工毁灭性打击的残局。而他的对手又是汪伪特工系统第一和第二号魔头--丁默村、李士群。丁、李都曾是CC系的成员，丁默村则更是曾与徐恩曾、戴笠并列为中国特工的三巨头。丁李深谙中统内部情况及地下活动的规律，识途老马、轻车熟路，对重庆的地下潜伏组织构成极大威胁
陈彬上任伊始，百业待举，首先着手重建中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1939年12月，“日汪密约”即将签订，重庆中统总部给刚接任上海站工作的陈彬下达了制裁丁默村的命令。意在借刺杀丁逆来恐吓汪精卫集团。实际上，整个抗战时期，军统、中统都把锄奸行动当作地下战线的重头戏，1939年以来，仅上海一地，就有十多个有知名度的汪伪成员被重庆方面暗杀:如季云卿、傅筱庵(时任伪上海市长)、陈箓(时任伪外交部长)、屠振鹄(时任上海伪法院院长)、高鸿藻等。却仍无法阻止汪精卫集团投敌卖国的逆流。为了惩罚汪伪的卖国投敌行为，重庆当局剑指汪伪最高层人士，打算杀一儆百，而血债累累的七十六号第一号魔头丁默村自然成了密杀令的首选对象。



     1939年夏秋之际，中统就给当时的上海站下达过针对丁逆的制裁令，但由于同年9月中统上海组织惨遭破坏，未及实施。12月，重庆当局得到汪精卫集团内部高宗武、陶希圣等人的密报，获悉汪精卫孤注一掷，决定正式举行日汪密约签字仪式。此时，重庆再次下达的密杀令，正好与陈彬上任后要重整旗鼓、报仇雪耻的思路不谋而合。陈彬、郑苹如以及情报组外勤嵇希宗等随即组成了锄奸行动小组，由陈彬直接指挥。有文本说，行动组里有陈宝骅和军统陈恭澍，五花八门，皆不正确(注11)。锄奸组里还有一位王应铮先生(注12)，广东梅县人，陈彬调任中统上海站长时，王是陈的主要助手之一，相随左右，亲同手足，这位参与者在修复历史的“还原”工程中，是不应被遗忘的。但现有的两岸所有文本中都未出现过他的名字。

    早在陈彬来沪之前，郑苹如已奉命打入76号特工总部，成为丁默村的秘书，密切掌握丁的行踪，有关丁郑之交的资料已大量涌现“还原”平台，史料性的也好，戏说的也好，俯拾皆是，在此不赘。必须强调的是，郑苹如冒死潜伏魔窟，显现了一位优秀的隐蔽战士，舍生取义的高尚品质，任何想入非非都是对九泉下英烈的伤害。
       陈彬领导的锄奸小组，曾策划过两次锄奸行动，轰动上海滩的西比利亚皮货店门口的枪声是第二次。在此之前，12月10日，曾有过一次未遂的行动，那是陈彬他们根据丁逆的活动规律，准备在丁逆送郑苹如回家时，在郑家后门处阻击。车到郑家，郑很自然的说了一句客套话:“上楼坐坐。”但生性多疑的丁逆硬是坐在防弹汽车里不肯跨出车厢一步。伏击人员只好无功而返。事后，陈彬、郑苹如等反复地核查每一个细节，并无发现破绽，锄奸组分析，可能丁逆自知作恶多端为防寻仇报复，防卫森严，他在76号的住房中，虽有床铺，平时却睡在浴室内，并在浴室四周装有防弹钢板;睡前在浴缸上安放一张棕棚，早上起床后，再把棕棚拿掉，白天浴室照常使用，真犹如惊弓之鸟。而且他熟悉当年中统特工的行动规律，在接报后半个小时内即能完成一次暗杀任务的设伏准备。而丁逆经常送郑回家，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对这种信息透明的日常活动，他自然格外保持警惕。因为送郑回家本已属于颇有风险之举，所以届时死赖在防弹车里不敢越过雷池一步，既符合丁逆多疑的个性，也符合一个老奸巨猾的职业特工的专业嗅觉。因此，陈彬他们在策划第二次行动方案时，充分考虑到对手作为职业特工的专业知识，为麻痹丁逆的警惕，等上车后，再临时提议要丁去买大衣作为圣诞礼物。同时，郑又不自己指定去哪一家皮货店买--这是因为当年，高档的皮货店集中于静安寺路、戈登路一带，而俄国人弗柳斯和索斯金先后经营的西比利亚皮草店以选料优良、制作精细、款式新颖，而誉满沪上，享有上海第一皮草行的口碑，是上海富人的最爱。按逻辑推理，只要确定具体时间，设伏在“西比利亚”附近，就极有胜算。选择在“西比利亚”设伏，还有一个所有文本都没有提及的因素:据陈彬女儿陈维莉女士介绍，陈彬由香港调到上海履职后，在上海的秘密落脚点就在西比利亚皮草店附近的静安别墅(即现在南京西路1025弄)，距离西比利亚皮草店(现南京西路1135-1137号)只有二三十米。而“西比利亚”位于戈登路与西摩路之间，离现在的南汇路也很近。静安别墅已被上海市政府于1994年列为上海优秀建筑，这座1932年落成的典型的新式里弄，行列式布局，总弄和支弄垂直交叉，穿越弄堂的另一个出口即到威海路(现威海路652弄)。这种四通八达的地形，既便于事先埋伏，又便于事后撤退疏散(注13)。陈彬给郑苹如的任务是化解丁逆的警惕，诱使其自然地进入“西比利亚”，如能做到这一点，成败就取决于枪手们的现场发挥了。经过推演，万事俱全、只欠东风。作为陈彬与郑苹如之间的“交通”嵇希宗，每天都在他从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内等待郑苹如用暗语传递的信息。前后两次设伏，时间相隔十一天。这短短的十一天，上海地下战线却经历了不平常的波折。而且这波折又关系到对丁默村的制裁行动。旋涡的中心就是陈彬名义上的助手、中统上海区副区长张瑞京。在叙述张瑞京之前还得追述到军统特工熊剑东、唐逸君夫妇，熊剑东被76号抓获后，熊妻唐逸君病急乱投医，托郑苹如向丁默村说情。而丁看在郑苹如的面子上，也确向周佛海提议招降熊剑东，因为1939年3月7日，熊被捕时的身份是军委会别动军淞沪特遣分队队长、兼忠义救国军太昆松青常嘉六县游击司令，是军统的一员大将。周佛海同意采用软化的办法进行招降，意在为其所用，以弥补汪伪集团缺乏军事人才的不足。这边，熊妻也花费了大量钱财，企图买通关节。金条用去一大包，但八九个月过去了，还不见放人，疑心被人耍弄，又托人与李士群搭上关系，并将她通过郑苹如找丁默村救熊的原委和盘托出。在李士群的设计下，唐约中统张瑞京赴宴，张瑞京不知这是李士群设下的圈套，12月12日，张如约来到今锦江饭店北楼内的一家酒店，李士群诱捕成功(注14)。被捕后的张瑞京不仅供出郑苹如是中统卧底的真实身份，而且还供出陈彬的锄奸计划。正在与丁逆争夺汪伪特工组织第一把交椅的李士群喜出望外。一方面封锁张瑞京已招供的消息，给中统造成张在狱中坚守组织机密的假象，另一方面则调兵遣将，严密监视丁默村和郑苹如的活动，企图借刀杀人，让中统为他清除竞争对手丁默村，然后他再收拾中统的锄奸小组，向日汪报功。对李士群来说，一石二鸟、坐收渔翁之利，何乐而不为。李士群借刀杀人和熊妻的恩将仇报，在诡异的间谍文化中并不罕见。表面上看似忠奸对峙、善恶抗争，实际上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倾轧，甚至卖友求荣，也在所不惜。类似李士群对付丁默村的诡计，在潜伏文化的语境里早已见怪不怪。然而，不论李士群出自什么样的动机，他的按兵不动却为陈彬提供了又一次锄奸的机会。
        张瑞京被捕后，陈彬、郑苹如他们确实紧张了几天，不见76号有进一步动作，误以为张经住了考验，于是锄奸小组按原计划继续运作。正巧，21日，丁默村约郑苹如中午去潘三省家聚餐。在潘家，郑听说丁默村晚上在虹口还有重要聚会。而那几家皮草店刚好坐落在从潘家到虹口的必经之路，岂不天赐良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的嵇希宗，接到郑苹如电话里传来的暗语，立即通知陈彬，于是一直在距西比利亚皮货店只有二三十米的落脚点待命的锄奸小组，按预案分头行动。接着就出现了“还原热”中必定要回放的那一幕:“西比利亚”门口的枪声。
       一次看似天衣无缝的暗杀行动，竟功败垂成，按说，行动由中统上海站长亲临现场指挥，并由数名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上阵，枪响人亡，原在意料之中。然而事与愿违，马路上枪声不断，被锁定的目标竟躲进防弹汽车毫发无损。对于一场由最高层直接关注的谋划周密的刺杀行动来说，实属意外。因此，案发后曾反复检讨、众说纷纭。时至今日，仍是“还原”热中的聚焦点。
       检讨失手原因的主流叙述出自中统局的档案资料，可信度最高。资料记载:丁默村和郑苹如进入“西比利亚”后，丁以其职业警觉发现情况有异，取出百元钞票，交给柜台。告诉店员，大衣做好后即送潘三省宅，交代完毕，丁随即“匆匆窜入停于门前之保险汽车。”中统预先埋伏在附近的指挥者陈彬，发觉丁迅速从皮草店走出，马上“领导行动同志连发数枪，均击中车厢玻璃，未能将丁逆狙杀，是诚可惜。”(注15)该资料认为，因环境背景过于单纯，过往行人车辆不多，容易觉察四周有异样人物隐藏等。当年，刺丁案前后，曾在中统上海站与陈彬并肩战斗的温启民先生，有关现场的回忆，与上述中统局档案基本一致，详情可参见温启民先生的《记抗日烈士陈彬》一文。其他文本有关失手原因的分析，由于不是出自第一手资料，又多是孤证，故在此不赘。倒是郑苹如妹妹的最新说法值得一记，她说，“那天汽车停在了皮衣店门口，时间很短，人根本还没进去，小说上说的给钱什么的根本没有，人要是进去了，就不容易打了，一定要在外面。人要进去的时候就开枪，当时不知道除了什么情况，负责开枪的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枪坏掉了，打不出子弹;另一个全打在了汽车上，没打到人，失败了。”(注16)按她的说法，丁根本未进皮草店，因此，接下来的所有情节都不存在。此说与其他所有版本皆有不同。由于她本人不是现场目击者，口述时也未提供信息来源，属于第二手资料，而且是孤证。因此，中统局档案的保险汽车救命一说仍是当下最权威的文本。
        案发后，陈彬、嵇希宗曾多次与郑苹如共议善后对策，郑苹如在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案中，最后为完成制裁令的任务，而选择了冒死再找丁逆拼命，不幸落入日伪圈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未遂的刺丁案，使日汪集团极为恐慌，为防止重庆再次出手，日汪特务加大打击力度。汪记特工总部的特务们绝大部分都是丁李从原来的“两统”组织中拉出来的变节者，他们投靠新主子后对昔日的同事故友毫不手软，老熟人变成新对头。以体制内各种资源为后援的汪伪方面，在这场秘密战线上的打打杀杀中略占上风。仅刺丁案发后，短短二三天内，中统又有八十多人被捕。而锄奸组的指挥者陈彬更是汪伪重点搜捕的对象。正是由于郑苹如烈士在狱中严守组织秘密，保护了陈彬及行动组同志的安全。


       陈彬隐匿于租界内，在日汪行政管辖权之外，与日汪魔掌直接统治的上海沦陷区相比，算是相对安全的。对于陈彬等地下军来说，上海的潜伏背景有其特别不利的因素，即对手们都是掌握自己底细的老熟人，如原中统上海区副区长苏成德，投靠76号后成为汪记特工总部第四厅厅长，原中共团中央书记胡均鹤叛共后任中统上海区副区长兼情报科长，投靠76号后即被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共产党。原中统派在伪财政部任税务警察的马啸天投靠76号后，任日伪政治部保卫部政治警察署署长，又如原中统上海站副站长张瑞京、原中统上海调统室主任邓达谧以及一批他们的下属旧部都被76号收罗为日伪的鹰犬，出没于敌占的第一线，给陈彬刚接手的中统上海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原则而言，被对手掌握了大量资讯的中统上海站新任站长陈彬，一出师就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正如亲历当年秘密战争的温启民先生回忆:“汪伪政府成立时，在沦陷区吸收变节分子颇多，其不乏与陈氏(按，指陈彬)曾经同事或者素识者，故陈氏至沪工作后不久，即被汪伪特工发现，追踪监视。”(注17)


      在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中，陈彬凭自己的机智和战友的掩护，多次化险为夷。不幸，灾难已悄悄走近陈彬及其家人。那是1941年春夏之交，也就是锄奸案发后18个月左右，美日恶交，战争的阴影笼罩在孤岛上空，日伪气焰嚣张，不把租界文化所沿袭的游戏规则放在眼里，而租界里的执法者也预感到大祸将至，所以在日汪胡作非为面前也常常临阵退却。于是，日伪越界到租界去抓捕或暗杀抗日分子的事件时有所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1年4月30日深夜，汪伪特工会同上海日本宪兵队潜入公共租界内的静安别墅，将陈彬和夫人温斐女士，以及两个幼女全家四口秘密逮捕。随即拘禁于76号汪伪特工总部。“其时伪社会部长丁默村，及伪特工总部长兼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与陈氏(按，即陈彬)均素识，并极欣赏陈氏才华，争相延揽。”(注18)但陈彬坚持民族大义，不为所动，受尽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折磨。夫人温斐及二女也同陷牢狱之灾，特别苦了那六个月的幼婴正在哺乳期内，因母亲奶水不足、饿得她整日在牢里哭闹不停。后被静安别墅的好心邻居任玉瑛女士从狱中救出(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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